胡适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后，改变对哲学的态度，放弃中国哲学史研究，写作中国思想史，实际上受到了傅斯年对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理解的影响。
在儒学复兴的当下，如何看待包括阳明在内的儒家道统思想，仍然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的重要话题。象山之学，是反求诸心之心学，是心理即一之学。
精一之学是通向圣人之途的必要途径，只有从事精一之学者，才有可能察觉通往圣人之路上的种种工夫缺失，从而矫正与圣学毫厘出入所在，此似暗批朱子学偏离精一之学而自以为是。11 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2页。【3】阳明又以任重道远、君子不可不弘毅的弘毅为曾子见道之言。……克刚曰：怀疑而死，终是一憾。阳明对道统人物提出的新诠释，实有与儒学传统共识相矛盾处，如夫子劣于尧舜与夫子贤于尧舜说。
先生曰：想曾子当时用工也不得其要。徐爱亦以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赞阳明悟道后达到的大中境界。同时又在现实之外求理想人生，将理想人生作为人批评人生及行为之标准。
这个过程始于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及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学习。在日本民族文化中，除了神道教，少有接近哲学层面的思想理论。黑格尔认定哲学史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也表明确立清晰的哲学观念，对于哲学史研究极为重要。又说：我们可以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来写中国哲学史，我们也可以不根据任何一种主张而仅以普通哲学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
因此，在冯友兰看来，无论西方哲学、印度哲学、还是中国哲学，皆以求理想人生为目的，同为求好之学。反对以现代哲学观念论释中国哲学。
在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中，对何谓哲学的界定贡献较多的学者，当推具有留美经历的胡适与冯友兰。这是看见了事情的一部分。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武大中国哲学史学科点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如前所述，冯友兰一类前辈学者，即已经认识到：离开了西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哲学，可以说无哲学。
这两部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共同点是强调历史与逻辑统一，主张以辩证的方法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力图揭示中国哲学历史发展中的螺旋形曲线，为结束文革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简单化、教条化的混乱局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实际上，谢著未能从理论上给哲学以正确定义，才是谢著现代性价值受限的重要原因。因此，考察一个民族的哲学,应当成为考察一个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内容。冯友兰晚年强调哲学是对于人类精神的反思。
但是，自哲学在中国成为具体的现代学科门类，特别是作为哲学学科分支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基本成型以后，人们对于中国有无类似于西方哲学性质的哲学，以及借鉴西方的哲学观念与哲学史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否合理的质疑声，即从未中断。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
按照傅斯年的理解，既然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那么，哲学和中国哲学的概念都是应当被排拒的。其实，金先生也未能意识到，普遍哲学只能是具体的普遍，只能表现为具体国家、具体时代、具体民族的哲学，而任何民族的哲学都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
此后，由于时代的原因，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对子的研究方法，被逐渐固化。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也存在困难。从方法学的层面来看，萧萐父和冯契对于何谓哲学，何谓哲学史的思考稍有不同。但陆著除了冯友兰写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质疑过其认定哲学之微言大义须从悟入的观念之外，少有人关注，也未能影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学术价值。冯友兰也基于人本主义界定哲学。但是，无论西学还是中学，皆非日本民族文化自身本有的内容。
杨宪邦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中，在考察新版的列宁著作以后明确指出，列宁的原话应当是：简略地说，认识论和辩证法应当从其中由以形成的那些知识领域，就是‘整个认识史，就是‘全部知识领域。其二是留学欧美，研习西方哲学，学习西方学者的哲学史研究方法。
冯契将哲学史定义为：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列宁这里并没有给哲学史下任何定义。
这种同异，可引发人们追问：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中，中国哲学史为什么需要不断地重写？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学术价值何以不同？这种追问，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者都应当始终面对与不断思考的问题。于是人们在生活中，一方面于诸好之中，求惟一的好(即最大最后的好）。
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形成，与人们追求好的人生相联系。但哲学并不等于认识论，不就是认识论。冯友兰接触到傅斯年的《战国子家叙论》时，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尚未全部出版。中国历史上，以诸子百家，尤其以儒、释、道三家之学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中，即涵括类似西方哲学内容的思想理论。
借用黑格尔的观念，我们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学也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这也是我们思考中国哲学史学建设必须阐明的主要之点。郭著吸纳前辈学者思考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认识成果，总结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不同的学术见解，展现了一种新的学术视野与方法意识。
因此，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就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仁君与良民、暴君与刁民是相应相成。
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下云"必慎其独"者，防其自欺也。
不过，朱熹对于慎独理解的最大不同，是他扩大了‘独的内涵，使其包含了精神性、内在性的含义。君子慎独，则其于善也，亦无所不至。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于吾亭。而中国之儒家传统思想中，则自来即重视此点。
二者都是工夫，前者是整体上做工夫，后者是在紧要处做工夫。应蛰而出，遇伏而隐，雨雪晦明无所不宜，有君子之时。
其他儒家经典也有类似的思想，如《论语·为政》载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第二层，从上下左右人际关系的网络中进一步解释什么是絜矩之道，这就呈现上、下、前、后、左、右六个维度，是相同结构，构成共同的环境空间，通过推己度人来正确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总的意思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自己所厌恶的事，就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其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又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然而，从他见到君子后试图掩盖自己恶行来看，说明他并非不知道应该为善去恶，只是一到一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便故态萌发，做不到这一点。